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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賦與都城空間的演進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劉全志  2020年12月29日09:24

      原標題:論秦漢都城空間的演進與京都賦的形成

      關于京都賦的形成,學界往往歸因于東漢前期的政治形勢,如曹勝高認為京都賦的興起源于東漢的遷都之爭,班固的《兩都賦》創作于“馬竇黨爭最為激烈”的章帝時期。與此有別,根據“東漢前期三代帝王的治國方略”以及京都賦的創作主旨,王德華指出《兩都賦》的寫作與“兩大外戚馬、竇之爭的政治背景”無關,其真正的政治背景應是“漢明帝永平十七年云龍門對策‘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與歸因于具體的政治事件不同,許結認為東漢京都賦的產生“有賦體的創作前源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創作前源當屬西漢的宮廷游獵賦與地方都城賦(如揚雄的《蜀都賦》)”,而“就當時的政治背景而言”,定都之爭又“演變成東、西之辨與禮制之爭,其中內含了對東漢王朝合法(合‘禮’)性的考慮”。顯然,從東漢王朝的禮制之爭、治國方略、政治導向來思考京都賦的產生及創作過程較以往的討論更為深入、切實。

      然而,針對京都賦而言,無論是“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還是“東漢王朝合法性的考慮”,都存在著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容易忽略京都賦作為獨立賦類的獨特價值和意義:作為直接表現京都題材的文學作品,京都賦形成的背后,蘊含著比現實政治、禮制之爭更為直接、客觀而深刻的文化根據,而這一文化根據就是秦漢都城空間的演進及都城文化的連續性建構。

      一、京都賦與都城空間的演進

      談及京都賦與兩漢都城的關聯,學界的眼光多集中于東西二都的分化、對立。如曹勝高根據京都賦描述的都城選址、規劃、建筑等,認為這些內容呈現出兩漢都城在文化取向、營國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差異;侯文學結合兩漢賦作對長安、洛陽的描寫,認為《上林賦》、《西都賦》、《西京賦》等描述的西都長安是“威權之域”,而《東都賦》、《東京賦》、傅毅《洛都賦》、李尤《辟雍賦》等呈現的東都洛陽是“首善之區”。顯然,他們討論的重心仍然是京都賦之于兩漢都城制度、都城形象的區別,即將長安、洛陽置于對立雙方立論。當代學者的這一研究視角,并非無據,因為《兩都賦》、《二京賦》的結構設置就是如此:兩篇均選擇以長安、洛陽兩都(二京)分篇行文的方式寫作,設置的人物對話也是相互辯駁式的兩都優劣論。

      然而,班固、張衡的這一結構設置只是文本呈現的表層結構,他們的主觀目的也許有展現長安、洛陽優劣的一面,但更在于強調洛陽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都城,即比較兩都只是方式、手段,目的則在于贊頌“洛邑之美”。為了實現這一創作目的,班固、張衡固然根據的是現實中的長安、洛陽,但側重的內容無疑是經過篩選、加工甚至夸飾而成的,如“在西京部分,既寫朝政,又寫民俗;而在東京部分,只有朝政,沒有民俗”、“班固、張衡排斥民風習俗,把它作為低層次、否定性的因素看待”,在他們看來“西都的朝政民俗都是有違于禮樂法度”。這還只是就朝政、民俗的篩選而言,如果再涉及具體的語言、字句的使用,其中夸飾、渲染的成分不勝枚舉。因此,班固、張衡筆下的長安、洛陽,是文學作品塑造的都城。《兩都賦》、《二京賦》的這一創作方式提醒著我們:東西二都的優劣之爭只是文本的表層結構,而他們的目的在于贊頌理想的都城。

      也許以后人的立場來看,班固筆下的東都洛陽“是以理性為基礎營造出來的”甚至是“經過蒸餾升華得來的,只存在于理想中,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但是以他的主觀感受而言,《東都賦》中的洛陽又是“有制”、符合“法度”的,這也是他熱情而真誠地“宣上德而盡忠孝”的基礎和前提。因此,京都賦作家筆下的“洛邑之美”盡管呈現出理想化的色彩,但無疑又具有都城實體的支撐,如宮殿布局、郊祀之禮、三雍建筑等都可以找到考古學上的證據。然而,“有制”、“法度”之下的東都并非一蹴而就的,即“洛邑之美”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持久而長期的歷史進程,而它一旦形成便促使、激勵著班固、傅毅等人創作京都賦,以呈現它的“完美”而成熟。

      所以,京都賦在呈現兩都獨立的表層結構之下,更蘊含著東西二都于文化品格上的關聯和演進:由長安到洛陽,名稱、地理位置已發生變化、轉移,但在都城空間的建設和布局上兩者又具有必然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以洛陽為中央集權制下的都城而論,京都賦作家筆下的“洛邑之美”不但延續著西都長安的文化建設,同時也應有秦都咸陽乃至西周豐鎬的品格和血脈,這也許正是杜篤、班固、張衡等作家在言說西都時總是提到“秦制”、“秦朔”及豐鎬二京的潛在心理。如果說“豐鎬二京、咸陽與長安,從自然和文化地理上便自然形成了一種文化的整體性與繼承性”,那么從咸陽、長安到洛陽,帝國時代之都城的地點雖然在不斷轉移,但都城空間的演進無疑具有“文化的整體性和繼承性”。也正是這種文化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使得“洛邑之美”得以形成,進而成為“體國經野,義尚光大”之京都賦的審美對象。

      二、“帝都”的出現與作為獨立詞語的使用

      提到兩漢都城,學界時常引用王國維的定義加以論說,即“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王國維針對的是西周與前代都邑的區別,重點呈現的是殷周之際政治與文化的劇烈變革。以先秦時期的歷史語境來看,將都城稱之為“都邑”是合理的,而借此稱謂秦漢之后的都城則缺乏語義的周嚴,因為秦漢都城在等級、性質上已與先秦時期存在本質的不同。

      以個體都城而言,東漢京都賦之都城無疑是指長安、洛陽,但如果就都城的性質而言,長安、洛陽乃至秦之咸陽又同屬于中央集權制下的天子之都。它們與先秦時期的諸侯之國都,乃至西周時期的豐鎬之王都存在著性質的不同:周王治下的豐鎬盡管是天子之都,但以等級而論,它們顯然屬于王都,這與戰國時期諸侯稱王時代的都城在性質上具有一致性,而與秦漢時期咸陽、長安、洛陽則有根本的不同。也許杜篤、班固、張衡等人在追溯都城歷史時還沒有注意到這一性質和等級的變化,所以他們提到了西周的豐鎬、洛邑,但是毋庸置疑,在他們心中西周與兩漢時期一樣是天下大一統的王朝。也就是說,杜篤、班固、張衡等人在言說長安、洛陽之所以要追溯至西周時期,重在展現都城的歷史沿革、文化血脈的關聯,他們也許在主觀上還沒有清晰地認識到秦漢都城與先秦都城的區別,但無疑均期望長安或洛陽是大一統王朝的代表。而客觀而言,這種大一統王朝的政治與文化的代表,顯然已不是先秦時期的“王都”,而是中央集權制下的“帝都”。

      與此相應,京都賦作家雖然沒有直接使用“帝都”一詞,但已使用相應的詞句視長安、洛陽為“帝都”,如杜篤“以關中表里山河,先帝舊京”、“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乃廓平帝宇,濟蒸人于涂炭”,班固“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張衡“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等。這些詞句說明,在京都賦作家筆下,“帝都”一詞呼之欲出。

      以現存的文獻而言,“帝都”一詞,最早見于《山海經·北山經》“帝都之山”,同類的詞組還有“帝之下都”、“帝之囿”、“帝之密都”。顯然,在《山海經》中“帝都”還不是獨立的詞匯,表義也不同于后世之“帝都”:《山海經》之“帝”也并非皇帝、帝王之“帝”,而是指天帝。與此相比,表義清晰、使用準確的“帝都”最早見于王充的《論衡》,如《寒溫》云:

      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

      又《自紀》云:

      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

      王充三次使用“帝都”,均指天下至尊的皇帝之都,特別是前兩次使用重點在于言說寒溫之氣非人力所能為,如同“帝都之市”的“屠殺牛羊”、“刑人殺牲”但并不能“寒”帝都之氣。王充使用的“帝都”不但完全沒有了神秘莫測的色彩,而且還能成為反駁盲目迷信的證據。顯然,這里的“帝都”已是現實意義的皇帝之都,而非《山海經》中的“天帝之都”。在王充身后,“帝都”一詞的使用漸廣,迭至東漢末年,“帝都”已成為知識界對京都的習稱。與“帝都”同類的詞語還有“帝京”,見于梁鴻《五噫歌》:“顧覽帝京兮,噫。”王充、梁鴻與杜篤、班固同時且稍長于班固,他們對“帝都”、“帝京”的使用,頗能與京都賦的形成具有時空的統一性。這一現象也頗能說明京都賦在東漢前期的形成,表面上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其背后更為客觀而深層根據則是秦漢都城建設與文化演進的必然結果。

      結合傳世文獻和考古成果,當代學者對秦漢都城形制的變化多有比較精確的概括,如帝都朝向由咸陽、長安的坐西朝東漸變為洛陽的坐北朝南,中軸線的模糊不顯到相對清晰;分散單體的多宮制逐漸走向相對集中的兩宮制,進而宮室的布局逐漸結構化,即“秦朝咸陽是宮城的初步連綴,西漢長安是宮城連綴之后的進一步集聚,東漢洛陽則是宮城集聚以后的結構化”。這些無不在說明,從咸陽經長安到洛陽,都城的地點雖然不斷轉移,但其建設理念卻在逐漸接續、反思、完善、定型之中。當帝都的空間建設達到一定成熟、相對完善的階段,與之相應的文學主題——京都賦也得以形成。

      三、東都洛陽的空間建設與“元始故事”

      許多學者指出,京都賦作家在稱頌洛陽時往往強調“京洛之制”、“典章之美”。也許在后人看來,帝國信奉的禮節典禮與都城本身存在著距離,但在時人看來作為“帝都”的洛陽正是信奉禮節典禮的典型代表。以京都賦的內容來看,“京洛之有制”的典型表現并不在于都城的朝向、宮室的結構化、中軸線的明晰等,而在于都城禮制空間的完善。這就是班固、傅毅等人屢屢提到的“三雍”,即明堂、辟雍、靈臺。為了突顯這些禮制建筑的重要性,班固甚至覺得只在正文描繪還不足以呈現它們的價值,所以在結尾處又以“頌詩”的形式單獨加以贊頌,以此東都主人也徹底折服了西都賓,后者更真誠地贊嘆,并做出了終生的承諾:

      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

      班固在描述西都賓嘆服之時,也點明了自己作品與司馬相如、揚雄之作的區別。其中“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除了批評“夸誕不信的藻詞麗句”、“強調征實”賦風之外,還應蘊含著對洛陽帝都氣象的強調:與司馬相如、揚雄筆下的長安事物相比,東都洛陽的特質是“義正”“事實”,而“義正”“事實”落腳于實體建筑無疑正是“三雍”。通過這樣的行文安排,班固顯然是在強調完美的禮制建筑是帝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間,它是“京洛之有制”的重要標志,也是“法度”的核心代表。

      同都城的整體空間一樣,洛陽禮制建筑的完善也呈現著秦漢禮制空間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京都賦作家引以為豪的“三雍”于“中元元年(56年)動工,永平二年(59年完工)”,時間跨越光武、明帝兩朝,三雍之禮的制定和實施也由漢明帝承擔。“三雍”建成當年漢明帝“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同時“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這是制定并實施明堂祭祀、靈臺望氣、辟雍養老等禮儀。與“三雍之禮”相配合的是五郊迎氣之禮,即“是歲,始迎氣于五郊”。漢明帝制定和實施的“三雍之禮”、“五郊迎氣之禮”,標志著“東漢國家的郊祀開始形成體系”。然而,無論是三雍禮制空間的建設,還是漢明帝制定和實施的相關禮儀都存在著曾經在西都長安討論、實施的歷史蹤跡。

      對于東漢士人而言,“三雍之制”往往被追溯至西周乃至更早的遠古帝王,但對于漢帝國而言,在京都建設“三雍”,最早可追溯至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即位之初與“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但最終“未就”;后來,漢武帝又建“汶上明堂”,這座明堂顯然遠離于帝都長安。黃展岳指出:“不僅武帝時沒有在長安興建明堂、辟雍,武帝以后平帝以前諸帝,也沒有興建過。只有到了平帝即位,王莽當權的時代,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筑才大量在南郊出現。”王莽奏建“三雍”的時間是在平帝元始年間,除了“三雍”的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制定了一系列郊祀禮儀,這就是光武帝、漢明帝舉行祀典時所經常言說的“采元始中故事”。也就是說,東漢時期成體系的國家祭祀禮典應直接來源于“元始中故事”。與之前相比,王莽所制定的“元始儀”提升了帝都長安的地位,他“設置了一個百神畢集的巨大神壇,這個神壇的中心就是長安城”,“長安南北郊成為國家最高祭祀所在地,也是皇帝唯一需要親臨祭祀的場所”,進而“象征皇權的首都地位也變得不容質疑”。從這一層面來看,“元始故事”使長安成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和神圣中心。然而,王莽的作為和努力在東漢統治者以及京都賦作家那里并未得到認可。

      四、京都賦對王莽的否定與“帝德”的確立

      對于東漢統治者而言,“元始故事”、“元始儀”雖然為帝國的禮制建設提供了依據或參照,但它的主持者王莽卻最終謀篡了大漢的天下,這一點也許正是東漢統治者只樂意提及“元始中故事”而不愿意提及王莽的原因所在。

      同時,京都賦作家在作品中對新莽一朝的鄙夷與批判顯得更加直接,如杜篤云“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班固言“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張衡曰“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等。既然是“篡器”、“作逆”、“竊弄”,班固、張衡等人顯然不愿意將洛陽之“法度”、“有制”追溯于王莽治下的長安。從《兩都賦》、《二京賦》的內容來看,西都賓、憑虛公子對長安的描述限定王莽之前,因此舉行“元始儀”時期的長安是被京都賦作家有意忽略的階段。班固、張衡的這一做法,符合東漢知識界的慣例,如東漢王朝在使用“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說”時,也有意忽略了王莽“新朝為土德”的階段,而直接采用了“漢承堯運”、“協于火德”之說,即《東都賦》所云“系唐統,接漢緒”。

      客觀來看,元始禮制的確有助于提升帝都長安的地位,是都城文化空間建設的一個重要階段,然而新莽祚短、天下洶洶,“郊祀的威嚴與神圣”不但沒有鞏固、持續,反而被一再的褻瀆和破壞。因此,長安也就沒有真正成為天下士人心中的理想之所,帝都的神圣與權威更沒有真正地建設成功。這一點從王莽自身的“遷都計劃”即可得到證明,王莽于建國四年下詔云:

      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

      這是在模仿西周制度,設立東西二都,從中可以看出東西都的設立是長安、洛陽兩都并重的計劃。然而,時隔一年,王莽便使用讖緯直言自己的遷都大計:“定帝德,國雒陽”,并以“建國八年,歲纏星紀”之時“在雒陽之都”。不過,當年年底即改元“天鳳”,但是年號的更換并未打消王莽的遷都心意,他于天鳳元年正月即下詔:“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然而,巡狩之行被群臣勸阻,遷都洛陽的計劃眼看再次泡湯,王莽明曉群臣“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隨后“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顯然,這一次王莽下定了遷都的決心:不但定下了具體的時間,而且還派遣位列四輔三公的太傅、大司空先行考察并設計圖紙。然而,與建國八年同樣,計劃中的“天鳳七年”也僅存于詔書,“天鳳”作為年號僅使用了六年,至于“歲在實沈,倉龍辛巳”的“厥明年”更是無從依附,以年數而論,王莽所說的“厥明年”應是地皇二年,但此時天下混亂、叛軍四起,不但遷都之事不見提及,即使巡狩四方也根本沒有施行。

      王莽新朝的國策多變,固有多種原因所致,遷都之事雖然最終擱淺,但從王莽遷都心意的堅定性來看,帝都長安顯然不是新朝中心的理想所在。經過“元始改制”,作為天下中心的帝都長安本應成為時人心中的“首善之區”,然而王莽遷都的計劃足以說明事實遠非如此。因此,王莽主持下的建三雍、定郊祀流于形式和表面,根本沒有真正完成帝都神圣與權威的文化建設,而這一點則要延續至東漢光武帝、明帝時期加以完成。

      光武、明帝兩朝都城文化建設可依靠的知識資源是包括“元始故事”在內的“漢家故事”,渡邊信一郎指出東漢初年的光武帝、明帝是“禮樂制度再定位”的時期,“作為國制再定位的核心人物是張純和曹充”,而禮制、國制的“再定位”則昭示著“東漢古典國制的建立”。以都城的文化空間建設而論,“古典國制的建立”也同樣蘊含著洛陽作為帝都文化建設的基本完成。

      相對于王莽新朝禮制的空洞、無力,漢明帝制定并實施的“三雍之禮”、“五郊迎氣之禮”顯得真實而強勁,更帶有正統而神圣的色彩。也許東漢王朝的禮制體系還需明帝之后的章帝、和帝繼續完善,但經過光武、明帝的努力,都城的文化空間建設顯然已經走向了成熟:帝都洛陽成為集皇權與神圣于一體的天下中心,“處乎土中”、“圖書之淵”連同禮制之美、神雀寶鼎之瑞,一起見證著帝都的完美和首善。于此,王莽心儀而未能實現的“定帝德,國雒陽”,此時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對于東漢朝廷而言,“帝德”顯然就是“漢德”,即班固所言的“目中夏而布德”、“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述敘漢德”,張衡所云的“漢帝之德,侯其褘而”、“大漢之德馨,咸在于此”。“帝德”的確立與明晰,昭示著帝都文化建設的基本完成,與此同時“帝都”一詞得以獨立、“義尚光大”的京都賦也得以形成。

      五、帝都神圣性的建構與附會

      遷都之論是京都賦所呈現的表層結構,但是否遷都顯然不是班固、崔骃、傅毅、張衡等人所能決定的,他們以賦的體式言說遷都之爭也許主觀目的各有不同,但由此而塑造的理想都城顯然是洛陽而非長安。那么,京都賦作家心中的洛陽無疑是完美的帝都,它強調“法度”、“有制”、仁義道德,更是“大漢之德馨”的象征;與此同時,它又是圣主“體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贊”“尋歷代之規兆”的結果,它的明堂、辟雍、靈臺使得“上帝宴饗,五位時序”、“三光宣精,五行布序”、寶鼎神雀之瑞頻現天地。這兩方面相結合便可以看出,班固等人的京都賦為我們呈現出一座十分完美的“統合天人”之帝都,這也正是一座集皇權與神權于一體的帝都。

      京都賦作家的這一塑造并非個例,同時期的大臣王景有感于遷都之論,“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可見,王景在寫作《金人論》之時與《兩都賦》一樣通過“神雀諸瑞”強調“洛邑之美”在于“天人之符”。與盲目、過度、無節制的神靈信仰相比,班固、張衡描述的神圣帝都顯然是有序的、禮制化的,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受到天神的護佑并降下諸般祥瑞。所以,帝都的神權是以德性為基礎和前提的,這也是班固、張衡等人一直強調“漢德”的原因所在。

      與此相比,在班固之前的杜篤不但沒有深入到這一層面,更缺乏對帝都神權根據的描繪,雖然他也使用了“天人之符”,但杜篤強調的不是帝都,也非立都,而是限定于光武帝“受命立號”,即所謂“于時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助于靈只。立號高邑,搴旗四麾”。在杜篤眼中,帝都是“守國之利器”,與神權無關、與仁義無關,所以他結論的是“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杜篤的持論并非無據,而是來源久遠,直承于西漢初年的劉敬、張良等人的定都之言。在劉敬言說定都關中之時已經明言并非“與周室比隆”,也不是“務以德致人”,而是以關中“阻險”“入關而都”,以形成“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劉敬之言,又被留侯張良認可,進而劉邦定都長安。

      因此,杜篤與劉敬、張良等人的觀點,具有一脈相承性:兩者在強調關中之“阻險”、“守國利器”的同時,也排除了“仁義”、“有德”之于帝都的意義。與班固、傅毅等人相比,杜篤的論調顯得陳舊,他既沒有注意到東西漢建國初期客觀形勢的不同,也沒有考慮大漢帝國經武宣元成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轉變,更沒有探及都城文化空間的建設和積淀。

      與之相反,班固等人不但在強調帝都的德性,更在盡力展示帝都的神圣。當然,神權籠罩下的帝都并非從班固等人開始建設的,在此之前可追溯至秦始皇“作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建阿房宮“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古今學者多認為這是“象天設都”的典型代表,而賈鴻源指出現存“秦代‘象天設都’的相關資料,是通過兩漢乃至后來文獻的記載而被反映出來,因此這其中恐怕摻雜有后人的比擬附會;另外,即使這些記載反映的是秦代實情,象天設都也主要是在參考秦代都城的既有空間布局的基礎上而產生的附會”。以《史記》的記載而言,秦朝的咸陽城還談不上“象天設都”,因為秦始皇關注的是個體宮殿的“象天”,而非都城的整體布局,所以準確地說應該是“象天設宮”。

      秦朝的“象天設宮”觀念是否直接影響了長安城宮殿的建設,我們很難從《史記》、《漢書》中找到切實的證據,魏晉時期出現的《三輔黃圖》記載長安城上應南斗、北斗的天象,因此被稱之為“斗城”。這一描述關注的是長安城的整體布局,因此常被當作“象天設都”觀念的主要論據。但是自從元朝開始,這一說法被廣受質疑,當代學者結合相關考古成果指出,“斗城”之說的城墻曲線都是因地形所致,即“漢長安城南、西、北三面城墻彎曲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與當地的微地貌景觀有關,南城墻的彎曲誠然與長樂宮和未央宮建筑在前、城墻修筑于后有關,但更確切地說,主要還是受當地微地貌景觀的制約”。顯然,“斗城”之長安是《三輔黃圖》的一種附會。

      六、京都賦的重塑與都城實體的互動

      然而,值得重視的是,《三輔黃圖》對長安城的附會也并非完全沒有蹤影。以現存的文獻來看,言說長安城的建筑上應天象的內容不見于史書,而見于《兩都賦》、《二京賦》,且都是指向宮室、池沼建筑,如《西都賦》言“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昆明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西京賦》云“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正紫宮于未央,表峣闕于閶闔”等。以秦朝的“象天設宮”而論,班固、張衡的描述應該具有真實性。這在驗證長安宮殿延續秦朝觀念的同時,也展現出《兩都賦》、《二京賦》的價值:它們以文學的手法為后人呈現了帝都長安城建設中的“象天設宮”。更為重要的是,班固、張衡的這些描繪成為《三輔黃圖》進一步演繹的基礎,并最終提出長安為“斗城”之論,由此中國古代的“象天設都”觀念也正式形成。

      由“象天設宮”走向“象天設都”,即由都城的局部走向都城的整體,京都賦是這一衍生過程的關鍵階段,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張衡的《西京賦》: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

      這是言說劉邦定都長安的過程,與杜篤明顯不同,張衡雖然把西京長安置于東京洛陽的反面,但并沒有刻意回避長安作為帝都的“神性”:他使用“神祇”、“天命”來表述選都的過程、使用“天邑”來稱謂長安,也許“天邑”在張衡的本意中是指“天子之邑”,如同《尚書》之“天邑商”,但在其他人看來,又完全可以理解為“象天之邑”。再結合其中“天衢,洛陽也”,“象天之邑”的理解顯得更為合理、有據,于此西京長安在整體上擁有的“象天”之神意呼之即出。因此,京都賦對長安神性的描述,直接啟發了魏晉時人看待長安城的視野,進而形成長安為“斗城”的持論,“象天設都”的觀念也正式提出。

      其實,以《兩都賦》、《二京賦》的內容而論,它們啟發《三輔黃圖》還不僅僅局限于對長安的描述,《東都賦》、《東京賦》對洛陽城禮制和法度的描繪,也同樣啟發著《三輔黃圖》對長安城的塑造。最為典型的例證便是《三輔黃圖》對三雍禮制建筑的“重塑”:長安“三雍”的建造晚至平帝時期,但《三輔黃圖》卻將明堂、辟雍的建設追溯至漢武帝時期。這一看似無意的“重塑”顯然增強了帝都長安的禮制性格,以至“隋宇文愷議立明堂,王元規議上帝后土壇”皆以《三輔黃圖》的記載為論據。所以,《三輔黃圖》對帝都建筑、形制的重塑,一方面承繼于京都賦的描繪,另一方面又啟發著后世帝都建造者的設計和構想。這是由京都賦經都城文獻(《三輔黃圖》)再至都城建設的路途,如果以此來說明京都賦對都城實體的影響還顯曲折的話,那么隋唐長安城的建造者宇文愷對《東京賦》“三雍”內容的引用,則能夠證明京都賦對于后世帝都建設的直接影響。

      明堂、三雍、圓丘等還僅僅局限于都城單體建筑,至于都城整體的形制和布局,宇文愷更是實踐、落實著由京都賦到《三輔黃圖》的知識衍生,這就是隋唐長安城的“象天設都”:“隋初宇文愷設計規劃大興城,以皇帝居處的宮城象征天象中天帝所在的北辰,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以為天中;以位于宮城南側的皇城百官廨署,符比天象中環繞北辰的紫微垣;以分布在郭城中以宮城為中心的眾坊里與東、西兩市,符比天象中天上向北環拱的群星。”于是,隋唐長安城在“有制”、“法度”之中又有上天星象的象征,是真正“統合天人”的完美代表,更是“天邑”的完美呈現,由此“象天設都”的觀念也得以完美的落實。也許正因為帝都長安的這種形制和布局,激蕩著盛唐時代的胸懷和信心,以至“大唐詩人的驕傲與激情,大一統王朝的政治意志、審美理想,就在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了盡情的發揮”。

      從兩漢時期長安、洛陽的實體建筑到京都賦的描繪和增飾,再經過《三輔黃圖》的演繹和重塑,以至隋唐長安城的設計和建造,可以呈現出都城實體、都城文學、都城文獻乃至都城文化之間的多維互動:兩漢時期的都城實體反映于京都賦,京都賦的鋪陳與夸飾又被都城文獻(《三輔黃圖》)加以延伸和推進,進而又影響隋唐時期都城建筑的設計和整體布局。都城文學、都城文化乃至都城實體也正是在這一多維互動之中逐漸走向豐富和繁榮。

      結語

      以東漢前期的歷史語境而論,京都賦的形成存在著遷都之爭的現實政治,也借助于諸多賦體前源的文學積淀,更依賴于都城文化空間的建設和階段性成熟。京都賦作家對都城文化的追溯,也許可以上至西周時期的豐鎬、洛邑,甚至關聯至《周禮》、陶唐,但中央集權制下的都城即“帝都”顯然是由秦朝開始的。咸陽、長安、洛陽,帝都的名稱、地理位置雖然已發生轉移,但它們相同的現實功能與象征意義又確證著三者在文化空間上的連續和演進。于是,經過咸陽、長安的實踐和反思,洛陽成為東漢前期知識界的理想都城,京都賦也正是這一都城文化演進的必然產物。與此相應,帝都、帝京等詞語的出現也同樣見證著帝都文化經咸陽、長安至洛陽的演進過程。所以,京都賦的形成是秦漢都城文化空間在長時段演進過程中的必然結果。

      以都城整體結構和考古發掘來看,東漢時期的洛陽,從宮殿布局、城郭結構、市坊區分乃至中軸對稱等方面,并不是都城形制發展的典型階段,但是京都賦的形成,足以說明這一時期都城文化空間的建設已經十分豐富,以至于班固、傅毅、崔骃、張衡等人在面對并非完美形制的都城時,早已按耐不住激動的心靈,熱情而真誠的描繪、贊頌、諷諫,他們在言說都城的優劣之時也在尋找都城的血脈根據、王朝的文化正統,即在探尋帝都之所以成為帝都的核心和靈魂。以《三輔黃圖》的演繹和提升、宇文凱的設計和實施來看,京都賦作家的呈現和探尋不但是成功的,而且他們與作品一起成為充實、豐富乃至重塑都城文化的重要階段。從這一角度來看,秦漢都城空間的演進促成了京都賦的形成,同時京都賦的呈現、增飾又建構成新的帝都文化,以至影響其后的都城文獻、都城空間。京都賦與都城空間也正是在這一雙重建構中相輔相成并逐漸走向成熟、穩固乃至求新與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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